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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水扁的社會文化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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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審宣判之前，陳水扁以書面受訪的方是透過媒體發聲。法上應有之最，陳水扁百罪不認，在高舉其與吳淑珍夫妻情義的同時，為自己「羅織」了一項罪名，叫做「社會文化罪」。

法界人士或許翻開法典遍尋不著此一罪名，外界輿論或許知之甚深清楚知道此乃謬論；但陳公水扁畢竟有過「台灣之子」的尊號，且貴為我國之卸任元首，金口罪己，草民在下我實在無法等閒視之。那麼，我們在法官依法典宣判之後，何妨給自認「僅犯」此一「社會文化罪」的陳水扁先生，一個「就罪論罪」的機會呢？

陳水扁要談「社會文化罪」，他怎麼詮釋或學者專家如何看待，我無法得知。但若從一個公民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說法，我則認為這個陳水扁在這個罪上，實乃重犯滔天、罪無可逭。

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談。

首先，陳水扁在台灣的國家認同上實屬禍首。

陳水扁於2000年接任總統時，事實上是承接了後李登輝時代的政治氣旋。台灣主體的觀念，已經在台灣民間發芽茁壯。事實上，台灣已經失去在李登輝時代用個「國統綱領」來「創造模糊空間」的民意基礎；取而代之的是主體性確立後，對與中國之間政經關係的高度焦慮。

陳水扁做為台灣的國家領導人，在面對這樣的局面，事實上只有兩種選擇。一個是以台灣完成法理獨立為前提，全面跟中國攤牌；另一個則無疑是在台灣主體性的維護與增進之下，尋求與中國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。這兩個選項，對當年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，由甲級貧戶一躍而為台灣總統的陳水扁來說，他都有絕對的能力與權力可以在李登輝之後突破困境，將台灣帶往一個截然不同的局面。但，陳水扁卻一個也沒選擇。

他在利害算計之下，選擇一條對外喊爽、對內爽喊的簡單道路。對外，只能以刺激性的言語去挑釁中國，連帶讓美國的區域利益面對傷腦筋的局面；但事實上，台灣無得有失，成了國際賽局中的麻煩製造者。對內，陳水扁利用統獨議題做為選舉動能，激化省籍情結、撕裂社會和諧。台灣，既無法脫離地緣的先天限制，又無法舉國同心地面對挑戰；因此，他在任的8年，台灣整體的走向只能無法停止地往極端化去進行。

他在任時，我們很難理解一個掌握歷史最好機會的人，為什麼會做出如此荒唐的選擇。他大可實踐其所屬黨派與支持者心中那個台獨建國的美夢，可他卻告訴他們那只能喊喊而已。既然如此，身為國家元首，又為什麼不願意應用文化與歷史的聯繫，讓台灣站在中國的肩膀上向世界大步前進？卻非得鎖國、仇中到一個理性盡喪的程度？同時也讓台灣8年盡陷於統獨魔咒當中，眼看著競爭力的無盡下滑？

等到扁案真正開始辦，許多人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種做法，不過就是撈錢過程的障眼法。在混亂的政治旗幟當中，一箱箱以2,000元新台幣為基底，以億為單位的錢，在大旅行箱中進出總統官邸、匯往世界各地。

台灣人對自己國家與同胞的認同，在這樣齷齪的政商利益交換中，成了血祭的供品。陳水扁的社會文化罪，熟能言輕？

再者，陳水扁在台灣的價值崩毀上實屬主犯。李登輝時代，時機使然，錢淹腳目的台灣已經無法像威權時期一樣，那樣地由上而下地講求樸實。相反地，整個社會是由上而下地開始炫耀財富。這種風氣，到了李登輝執政的末期，基本上已經造成整個社會極大的反思與不滿。無論就文化氛圍或社會治安來說，人民幾乎都感覺到為政者帶頭奢華對社會造成的巨大不安。

一個原本跟所謂「上流社會」形象大相逕庭的年輕政治人物當上了國家元首，許多人想當然耳地期待他能給這樣一種不當的社會風氣，帶來一種矯正與重塑。但，隨著陳水扁在任日久，台灣人發現這個總統事實上並不比所謂的前朝要來得平凡；他的一切，竟然更勝前朝，一而再地成為政商名流的購物名牌標的。一整個家族，三不五時呈現在國人面前的形象，除了奢華之外還是奢華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也發現原本還存有些許骨氣與品格的文官體制與軍中制度，在一連串莫名其妙的破格拔擢與人事汰換中，那該有的脊樑被抽空得一乾二淨。拍馬屁、比關係，一個比一個利害；穿名牌、吃好料一個比一個愉快。

社會風氣沒有重建，官僚體系跟著腐敗，整個台灣在陳水扁的8年中，似乎就只剩名利場，而難以見到乾淨心。一個原本最屬親民、來自基層的國家領袖，在其任期當中卻無法重建台灣價值，甚至搞跨了官箴倫理，陳水扁的社會文化罪，孰言不重？

之三，陳水扁在個人的品德淪喪上確為首惡。李登輝時代，李前總統最為國人詬病之處，即在於所謂「黑金」之說。政商勾串、黑道漂白，都是他老先生為護權力而產生的副作用。而2000年的大選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影響關鍵，就是國人對當時的當權者那種目空一切的傲慢之反撲。因此，當年相對沒有包袱的陳水扁，才能在強敵夾殺的過程當中，以清新形象獲致關鍵的年輕選票之眷顧。

然而，在其當政之後，整個言語之反覆、承諾之背信，活生生就是一個大說謊者的模樣。初時，對其說謊之指責，他猶有欲遮掩之心，但到後來，根本就是「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」，公然違法亂紀，乾脆連謊都不說了。

這樣的作為，在全國人民之前，無疑使得台灣人的品德教育陷入了一種無法衡量的危機當中。做父母、當老師的人，在孩子看到一國之尊公然說謊、惡搞之後，要怎麼去跟他們說那是不對的事？就算說了，孩子們一句：「總統都可以說話不算話、不守規矩了，為什麼我要乖乖地做人？」當尊長的人，要如何教育下一代？陳水扁的社會文化罪，孰能忍之？

最後，陳水扁在國家的進步過程中確為障礙。李登輝被稱之為「民主先生」，事實上是大有爭議之謬。但，無論如何，李前總統在制度面上，確實為台灣的民主化做出基礎性的建設。然而，一個民主國家之養成，除卻制度之外，有很多層面尚待努力。這，對當年掌握歷史契機的陳水扁來說，應該是種責無旁貸的義務，要在任期當中盡最大的可能落實。

然而，一個利用統獨情仇挑起族群對立以掩蓋貪污劣行的總統，一個拿舉國公務體制作為利益掠奪器械的總統，一個喪盡個人操守品德只為延續權勢用以掏空國家的總統，一點心思都無法放在「建設台灣」的這個大目標上。

「8年8百億」這個治水的預算數字，在他的任期中喊得震天價響。但，莫拉克颱風卻在今年乎了這個口號一個響到不能再響的大巴掌。8年治水若真有所功，何以現任的政府與當初大力支持陳水扁的人民，如今一點兒便宜都撿不到？

而所謂的金融改革，也在堂皇的理念之下，成了醜陋的犯罪。台灣要因應全球性的衝擊，在地緣上就無法不去正視與中國間的關係。銀行要做出效果，難道會是你併我、私吃公就可以搞到績效的嗎？不去台商聚集之處，不跟世界在中國市場競爭，試問台灣自己搞搞金控家族增肥的把戲，就能打敗競爭對手嗎？那更別說喊了不知道多久的政府瘦身與地方制度改革計畫，及那個其實越改越要改的教育改革問題。

此時此刻，我們看待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前任國家元首，能說出他多少的政績？還是只驚訝於那高達5億的罰金？如果大多數的國民都選擇後者，那陳水扁的社會文化罪，孰能免之？

陳前總統對承審法官有其定見，認定審判不公，也認為自己只是社會文化罪的違犯者。但，端從這個層面檢視，刑罰或許至重無期，但人心視之又豈會輕過於斯？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把尺，陳水扁若至定讞仍質疑司法，那就不免要使其個人與家族成員，永恆面對人民與歷史的宣判！